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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深圳市文聯
時間：2019-11-12
“你在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像他這樣全身心投入的學者。翻譯一本書時，他視之如同己出；他始終將譯事視為自己的生活。我任何時候都可能收到他的郵件，子夜、凌晨，24小時任何時候收到他的郵件，我都不會感到意外。他似乎在24小時連軸轉，不知疲倦為何物。時區差異對他毫無意義，因為他腦子里始終亮著燈。”——這是美國媒介理論家、科幻小說家、媒介環境學會顧問保羅·萊文森教授對何道寬的評價。
在深大，何道寬被同事們視為“大概是深圳大學校園里每天起得最早的人”。何道寬從事文化學、人類學、傳播學研究30余年，著作和譯作90余種，逾2000萬字，其中，1700萬字為其在退休17年時間里默默耕耘的成果，被深大學生稱為“百萬教授”。11月6日下午，晶報記者來到深圳大學校園，與“百萬教授”何道寬一起從學術的視角共同探討時下熱門話題。
談社會認知
人不要做媒介的奴隸，人要去駕馭媒體
晶報：“媒介即訊息”是麥克盧漢最為世人熟悉的學術思想。您覺得大眾有沒有必要了解媒介環境學？理論知識會不會離大家生活太遙遠？
何道寬：不會，媒介環境學的巨匠麥克盧漢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就預言了當今時代“萬物皆媒”。
在復印機出來的時候，麥克盧漢就說“人人都是出版人”；電話出來時，他就說“處處是中心，無處是邊緣”。因為電子媒體通過音像或者視像把人的形象發送出去，使人的形象和肉體脫離，成了無形無相的存在，把人外化出去了。這即為“人人都是出版人”,“處處是中心，無處是邊緣”。過去大家都不能理解他這個話，他太超前了，現在大家就都可以理解了。電視、新媒體出來以后，諸如此類的“麥氏語言”就更好理解。所以，了解媒介環境學就是了解人們自身的生活，是有必要的。
晶報：如今，我們不僅擁有傳統媒介：廣播電視報紙，還人手一部手機、電腦、iPad、電子手表……您會不會覺得現在的時代媒介過多、生活過少？
何道寬：是這樣的。就說手機，因為手機把大千世界都拉進去了，一手機在握，世界在握。技術發展到這一步，你完全可以依靠手機生活，什么事都能辦，什么都辦得好、都辦得上。但是，總是沉浸在虛擬世界里的山山水水，就會容易忽略現實生活中的風景。人的發展一定是要將虛擬世界生活和真實生活相結合的。
晶報：媒介的井噴使得人人都能成為記者、人人都能做新聞，您覺得這對社會而言是好事還是壞事？
何道寬：利弊同在。好處就是人人都可以自我滿足、人人都有高峰體驗。網紅、粉絲也是一種高峰體驗、自我滿足。人的需求有很多層次，從生存的需求、物質的需求、安樂的需求、安全的需求，到最后還有精神的需求。所以，“萬物皆媒”，人人都是自媒體，人人都是新聞記者。人的精力可以得到釋放，人的精神可以得到解放，這是好事。
但是，另一方面也容易出現非理性的東西。推特、微博是一兩百字，像一個緊箍咒，是不完全的，所以，它們在理性、邏輯、結構、思想性上會打折扣。
人是無法完全自律的，社會應該怎么辦呢？所以，社會要有治理機制，要有適當的網絡管理和社會管理。最基本的，網絡要有監控的“守門人”。而對于個人，在倫理、道德、文學修養上都要全面提升。但是，也不能過多地提要求，慢慢來吧。
晶報：現在社交媒介的高度發展，讓更多人參與到公共生活中來，但同時也引起了一些爭議。您覺得，媒介的發達給這個世界帶來哪些變化？
何道寬：這是每個人都非常難以回答的問題，但是不能將事情完全歸咎于媒介技術本身。因為媒介本身無所謂向善、向惡，它沒有傾向，善惡取決于使用媒體的人。攻擊、污蔑他人，這種事情在任何社會、任何時間都有可能發生，都應該防止并譴責。所以，人要有向善的熏陶、向善的心理，同時，網絡管理也要適當地負起責任。人不要做媒介的奴隸，而是要駕馭媒體。總的來講，人類的技術應該是光明的。
談人生道路
“無可救藥的保守”：在生活上低標準、在工作上高標準
晶報：在深圳大學建校三十周年時，您曾稱自己為“hopelessly conservative”，您為什么這樣評價自己？
何道寬：是這樣的，“hopelessly conservative”翻譯過來就是“無可救藥的保守”。我的生活和一般的大眾生活是脫節的。小時候家里太苦，讀書是副業，勞動是正業。要讀書，很艱難。在四川外國語學院讀書的時候，由于生活上的困難，我得了重病——雙肺結核、嚴重的腸胃炎，但在那個時候，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生命危險，還是在拼命讀書，即使三天三夜睡不著，還是要半夜三更起來背書。
退休之后，很多老師勸我出去旅游，說我英語又好又退休了，應該出去走一走。當時，我就說要等70歲以后。但是，70歲以后，有些退休老教師全世界都走遍了，我還是沒有出去，直到最近兩年，我才出門逛一逛。因為我和老伴的年紀都大了，再不出去的話，就要走不動了，旅行社也不收了。75歲以上老人家去報名旅行社，是要簽生死狀的。
2002年1月退休之前，我的譯著達四五百萬字。退休之后，終于有時間做學問了，平均每年100萬字，十七年就是1700萬字。再加上原來的四五百萬字，就超過2000萬字，譯著92本，正式發表較有影響力的論文50多篇，著作4本書。
所以，我的親友都講我是“老紅軍”。因為，我在生活上低標準、在工作上高標準。對于學術，我甘坐冷板凳，坐得下來。
晶報：您當時是為什么從英語轉到傳播學？
：1999年以后，我將重點轉向傳播學有三個原因：一是深圳大學的學科要發展，文學院的傳播專業要發展。第二，國內傳播學即將進入一個爆發期，傳播學似乎要獲得顯學的地位；從20世紀80年代年代初引進來，90年代末面臨大發展大突破的局面。國家需要，我要轉過來。第三，從我個人來講，我1980年在國外接觸到傳播學，就決心把麥克盧漢、霍爾等大家引進來。1999年，商務印書館約稿，他們要出《理解媒介》的第二版了。
現在，外界對我的評價是：傳播學經典和名著的引進，何道寬是第一人，這個不光是給我個人長臉，也是給深圳大學、給深圳市爭光了。因為總有人認為，深圳這個地方的人都是不做學問的。做行政工作接待來賓時，我都要說一句話：深圳大學有一批死心塌地做學問的人。郁龍余教授、景海峰教授、吳俊忠教授、吳予敏教授、阮煒教授、蘇東斌教授，還有一大批北京大學和其他高校來的精英，都是一心一意做學問的人，沒想過玩耍，從來沒想過去做其他的事情。我很高興，從外語口轉過來以后，我能夠對新聞傳播學的發展做一點貢獻。
晶報：您的譯著涉及領域廣泛，包括文化史、人類學、社會學等多個學科，其中最重要的當然還是傳播學，您在翻譯傳播學著作中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何道寬：學問是相通的。我跨越了十來門學科、翻譯了數十本人文社科著作，深深體會到人文社科是相通的。過去能體會到這種現象，翻譯了若干學科的經典和名著以后，體會更加深刻了。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很多不同學科的作者都引用同樣的著作、用上了同樣的注釋，可見不同的學科、著作、作者有相通之處。1987年翻譯麥克盧漢的《理解媒介》時，我做了500多條注釋（原著沒有一條注釋），這些注釋在我的其他譯著里差不多都能用上。
晶報：了解到您的生活作息是每天晚9點睡覺，凌晨3點準時起床寫作，現在許多年輕人都做不到如此精力充沛，是什么一直支撐著您保持如此高效運轉的呢？
何道寬：兩個原因，第一是自己有強烈的動機，把事情做好，不怕苦不怕累，甘坐冷板凳；第二是社會需要，說得窄一點，就是深大新聞傳播學的學科發展需要我的支持。
就國內而言，傳播學是一門新的學科，1998年國家正式承認傳播學這門學科，因此需要大量引進經典名著，有能力、有準備、愿意吃苦、有修養去做這份工作的人不多。而且你看見市面上的譯作譯得不好時，心里就很痛苦，甚至很氣憤。這就回到“良幣淘汰劣幣”的問題了。
晶報：您會不會跟隨潮流，像年輕人一樣刷抖音微博？
何道寬：不會。我沒有手機，聯絡靠座機和電子郵件。我也不玩微博，更不會去看抖音、快手。我覺得這一切視頻都有點浪費時間。新聞網上不是都有視頻嗎？凡是視頻我都跳過去。我喜歡看文字。對于文字，我是主動的，可以駕馭、可以跳躍、可以一目十行。相反，如果看視頻時跳躍，你就不太容易接上去。不得不用手機時就依靠一根“拐棍兒”——我老伴兒的手機。我有點太極端了吧，大家不要學我。
談學術翻譯
做翻譯要做到“五個對得起”，不鼓勵年輕人嘗試學術翻譯
晶報：聽深大學生說，您被稱為“百萬教授”，為什么呢？
何道寬：那是幾年前的事了。深大校友會辦了一個刊物，叫《深大校友》，兩個學生記者到我家里來采訪了兩次。訪談錄題名《百萬教授遨書海》，我沒想到，這個頭銜是他們給我安的，不過，“百萬教授”也“有跡可循”（笑）。1993年到深圳大學后，我一共出了80多本書，退休之前，只出了5本，其余的書都是退休以后出的，平均每年超過3本，有時候一年出五六本，2019年出8本。平均每年一百多萬字。
晶報：現在許多學翻譯的學生自稱為“翻譯狗”，認為翻譯是搬文字磚，既辛苦回報又少。您榮獲中國翻譯協會授予的“資深翻譯家”稱號，您如何看待這一稱呼？
何道寬：這個詞還是比較新鮮的，我理解的“翻譯狗”有三層含義：一個是翻譯工作價值的問題，等于是價值判斷；第二是有點自嘲，覺得翻譯工作很枯燥；第三，翻譯是比較傳統的“行業”。第一點，關于它的價值問題。雖然翻譯和創作不一樣，但學術翻譯和經典文學翻譯是一個再創作的過程。所以說，翻譯不完全是搬磚，不完全是苦力，它有智力、有創造。第二點，學術翻譯肯定是枯燥的。所以需要我們耐得住寂寞。翻譯一兩個句子不算什么，翻譯大部頭幾萬字、幾十萬字、上百萬字的經典，那就是非常枯燥的。第三點，翻譯屬于傳統型的行業，與如今人人搞創新、人人搞創業的時代不太一樣，翻譯比較偏舊一些，不如短視頻來得生動形象。
晶報：您會對現在從事翻譯的一些年輕學子有些什么建議嗎？
何道寬：我的建議是沒有幾十萬字的小豆腐干文章發表之前，千萬不要去嘗試大部頭的書，更不能去動經典，否則的話就得罪經典、就對不起經典作家了。
二三十年來，我翻譯的主要是經典和名著。我的翻譯要做到“五個對得起”：一是對得起作者，你要吃透人家的理論、思想和文本，“信”是至關重要的；二是對得起出版社，出版社要靠這譯作書收獲名利；三是對得起讀者；四是要對得起自己，你的東西留下來以后，翻譯不好就會讓人詬病，何苦呢？五是翻譯經典和名著一定要對得起后世，它畢竟是要流傳的。在我的92本書中，有二十幾本書是再版的。這其中一部分書肯定是可以流傳下去的，因此要對得起后世，經典翻譯要反復打磨。這并不是簡單的“搬磚頭”。
但是，我并不鼓勵年輕人嘗試學術翻譯，年紀大的人、有點歷練的人、比較成熟的人可以花點時間來搞學術翻譯，年輕人從事這行就太苦了，投入產出不成比例。
何道寬
深圳大學英語及傳播學教授、政府津貼專家、資深翻譯家，曾任中國跨文化交際研究會副會長，現任中國傳播學會副理事長、深圳市翻譯協會高級顧問。翻譯的《理解媒介》一書在2008年被評為“改革開放30年最具有影響力的300本書”之一，何道寬也被稱為“麥克盧漢在中國的代言人”。
何道寬在少年時期接受了傳統國學教育，熟讀四書五經，而后進入新制中學。1959年，何道寬進入四川外國語學院英文系，畢業后，留校從事英語語言文學教學和研究；1978年，我國在“文革”后恢復碩士生招生，年已36歲的何道寬趕上考研，入讀南京大學英語系，師從著名學者陳嘉教授，主攻戰后美國文學；1979年，何道寬應召回母校為首屆碩士生開設“英語理論語音”，旋即于1980年下半年，被派遣留學至美國印第安納州的戈申學院做訪問學者。
1993年，深圳大學在《光明日報》上面向全國張榜招聘教授，何道寬從四川奔赴特區，支援年輕的特區高教事業，將跨文化交際學以及翻譯、英美文化、比較文化研究帶到大學的課堂。
美國跨文化傳播學奠基人之一邁克爾·普羅瑟教授評價，何道寬教授是中國跨文化交際研究的奠基人之一，對中國高校傳播學的拓展作出了貢獻。（晶報記者李燦彬 采寫：晶報記者蔣津津 實習記者劉洋潔林雯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