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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深圳市文聯
時間：2016-05-26
楊絳逝世
享年105歲
◎ 深圳特區報駐京記者 李萍
據新華社消息，昨天凌晨，著名作家、翻譯家、中國社科院榮譽學部委員、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錢鍾書夫人楊季康（筆名楊絳）先生在北京協和醫院因病逝世，享年105歲。“世紀老人”走了，“他們仨”在天堂又可以團聚了。
楊絳先生于1911年7月17日出生于北京，本名楊季康，江蘇無錫人。少年時代先生在北京、上海、蘇州等地讀書。1932年畢業于蘇州東吳大學、獲文學學士學位，當年考入清華大學研究生院，為外國語言文學研究生。1935年與錢鍾書結婚，同年夏季與丈夫同赴英國、法國留學。1938年秋回國，曾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學院外語系教授、清華大學外語系教授。1949年后，調任中國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楊絳先生是我國著名的作家、戲劇家、翻譯家，通曉英語、法語、西班牙語，由她翻譯的《唐·吉訶德》被公認為最優秀的翻譯佳作，到2014年已累計發行70多萬冊；她早年創作的劇本《稱心如意》，被搬上舞臺長達六十多年，2014年還在公演；楊絳93歲出版回憶一家三口數十年風雨生活的散文隨筆《我們仨》，風靡海內外，再版達一百多萬冊，96歲出版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邊上》，102歲出版250萬字的《楊絳文集》八卷。
1932年初，楊絳大學畢業，她放棄出國留學機會，考入清華研究院做外國語研究生，深受男生的愛慕。“楊絳在清華大學讀書時，才貌冠群芳，男生求為偶者70余人，被戲稱為‘七十二煞’。” 初次見面，楊絳眼中的錢鍾書身著青布大褂，腳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鏡，眉宇間“蔚然而深秀”。當時兩人只是匆匆一見，甚至沒說一句話，但當下都彼此難忘。后來，錢鍾書寫信給楊絳，約在工字廳相會。一見面，他的第一句話就是：“我沒有訂婚。”楊絳答：“我也沒有男朋友。”從此兩人便開始鴻雁往來，最終這對有緣人成就了“人世間最理想的婚姻”。
“我最大的功勞是保住了錢鍾書的淘氣和那一團癡氣。”楊絳曾說。“絕無僅有地結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最才的女，最賢的妻”，這則是錢鍾書曾寫給楊絳的“贈語”。
楊絳先生的離開令很多人悲痛和感懷。據報道，中國小說協會秘書長盧翎評價說，楊絳的散文平淡、從容而又意味無窮。可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讀她的散文更像是聆聽一位哲人講述些煙塵往事，在平靜、平淡、平凡中有一種卓越的人生追求。而作家周國平表示，“這位可敬可愛的老人，我分明看見她在細心地為她的靈魂清點行囊，為了讓這顆靈魂帶著全部最寶貴的收獲平靜地上路”。許多網友也紛紛留言表示“這是一位令人尊敬的睿智女性”，希望“先生一路走好，在天堂的‘我們仨’，希望安好”。
“今天聽到這個消息，我感到非常悲痛，錢先生、楊先生對我們年輕一輩都很好。”著名學者、82歲高齡的柳鳴九接到本報記者的電話也很是傷心。
柳鳴九與楊先生曾經都在西方文學研究室工作過，也曾同住在東四頭條的宿舍大院，交往較多。在柳鳴九回憶錢先生、楊先生的長篇文章《君子之澤，潤物無聲》中，他曾寫道“我初見到的楊季康正是50出頭的年齡，她精瘦嬌小，舉止文靜輕柔，但整個人極有精神，似乎她就是精氣神的高度凝聚，特別是她那兩道勁遒高挑而又急驟下折的彎眉，顯示出了一種堅毅剛強的性格。”柳鳴九曾回憶說，“一次，我們家因額外開支經濟上一時告急，楊先生得知便主動支援我們幾百元。后來，又一天，一位經常在錢、楊身邊行走、替他們辦些瑣事的青年同志，遞給我一個小紙包，里面有20元人民幣。”“沒有想到，到了第二個月，那位同志又照例遞給我一個小紙包……然后，第三個月，第四個月……而且我也獲知，研究所里每月不落地從錢、楊那里得到接濟的竟有十多個人，基本上都是處境倒霉、生活拮據的青年人、‘小人物’。這就是說，錢、楊兩人每月的工資，大部分都用于接濟施舍了，而且至少堅持了好幾年，如同一項固定的‘制度’……”
“楊先生是一個奇跡！”今天，在電話中，柳鳴九對本報記者說，“不僅因為她百歲高齡時的思考智慧，還有她的堅毅。楊先生承受過不少磨難，但她都挺過來了。我們從來把錢先生和楊先生視為一體，簡稱為‘錢、楊’，錢先生在我看來，是幾個世紀都難得出現一個的學術奇人，今天楊先生又走了，她的離開，對中國文化建設來說也是很大的損失。”
“我一生是錢鍾書生命中的楊絳”
◎ 馬 強
《我們仨》買了很久，一直從未敢翻開。
其實從內心里，是沒有勇氣去直視一個年近百歲的老人、在接連失夫喪子之后，以怎樣的心境自處：從前越溫暖的，當下一定越悲切。
如今撣去書頁上的浮塵，看到楊絳先生寫下的這樣的話：“現在我們三個失散了。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剩下的這個我，再也找不到他們了。我只能把我們一同生活的歲月，重溫一遍，和他們再聚聚。”
“離別拉得長，是增加痛苦還是減少痛苦呢？”我們都算不清。楊絳先生的離世，或許會讓人在凄惶中釋然，“我們仨”，終究要團聚了。
讓時光回溯到1932年的春天，那時候楊絳考入清華大學，與錢鍾書相識。
第一次見面，錢鍾書說：“我沒有訂婚。”
“我也沒有男朋友。”楊絳回答。
同樣是1932年，沈從文致信張兆和：“如果爸爸同意，就早點讓我知道，讓我這鄉下人喝杯甜酒吧！”
張兆和拍電報告之：“鄉下人，喝杯甜酒吧。”
同樣是1932年，松花江決堤，洪水泛濫哈爾濱市區，蕭紅欠錢太多無法離開旅館，蕭軍趁夜租了一條小船，用繩子把蕭紅救下，隨后有了自己的家。
和民國時期或浪漫或傳奇的文人情史相比，錢鍾書和楊絳的愛情，開始得簡單而隨意。
此后六十多年，兩人歷經戰爭、離亂、去國、還鄉、著書、從教、下放、批斗、平反……
老去了的楊絳，從容追憶：“人間沒有單純的快樂。快樂總夾帶著煩惱和憂慮。人間也沒有永遠。我們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個可以安頓的居處。但老病相催，我們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盡頭了。”
一生治學，公眾眼中的錢鍾書：學富五車、才高八斗，一代“博學鴻儒”、“文化昆侖”。
一世相守，楊絳眼中的錢鍾書：“我最大的功勞是保住了錢鍾書的淘氣和那一團癡氣。這是錢鍾書的最可貴處。”
終其一生，同樣學貫中西、著作等身的楊絳，以為錢鍾書之妻為最高的成就：“每項工作都是暫時的，只有一件事終身不改，我一生是錢鍾書生命中的楊絳。這是一項非常艱巨的工作，常使我感到人生實苦。但苦雖苦，也很有意思，錢鍾書承認他婚姻美滿，可見我的終身大事業很成功，雖然耗去了我不少心力體力，不算冤枉，錢鍾書的天性，沒受壓迫，沒受損傷，我保全了他的天真、淘氣和癡氣，這是不容易的。實話實說，我不僅對錢鍾書個人，我對全世界所有喜讀他作品的人，功莫大焉。”
為人妻為人母，楊絳畢生，同樣令人高山仰止。
1997年，被楊絳稱為“平生唯一杰作”的愛女錢瑗去世。一年后，錢鍾書臨終，一眼未合好，楊絳附在他耳邊說：“你放心，有我吶！”
如今追思，再堅硬的心靈也會為之觸動。
一生相守，是很艱難的歷程。做人和治學，是同樣費解的題。
作家陳丹燕寫過老年的王元化與張可：“當他們相對的時候，他們的眼睛里還是閃爍著活生生的、熱烈的愛情。
‘這個長故事里有太多的苦難和坎坷了。’我說。
‘基督教的說法是，人生就是一個苦難的過程。’王元化說。
‘夸張了。’張可說。”
1995年8月，張兆和寫下這樣的話：
“從文同我相處，這一生，究竟是幸福還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來逐漸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壓，是在整理編選他遺稿的現在。過去不知道的，現在知道了；過去不明白的，現在明白了。”
時至暮年，楊絳在《我們仨》中著言：
“我們這個家，很樸素很單純。我們與世無求，與人無爭，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碰到困難，鐘書總和我一同承當，困難就不復困難；還有個阿瑗相伴相助，不論什么苦澀艱辛的事，都能變得甜潤。我們稍有一點快樂，也會變得非常快樂。”
經歷了人生的百轉千回，苦難、誤解或是快樂，如今他們一一都走了。
送別楊絳先生
◎徐 泓
5月18日的晚上，聽到一個揪心的消息：楊絳先生病情危重，又不讓搶救，恐怕難過去了。遠在深圳，7天來我多次默默面向北方，為老人家祈禱。
昨天凌晨1:30，楊絳先生走了，一家三口終于在天國團圓。
父親與楊絳先生的同窗之誼
楊絳先生，在我的父親口中，始終喚她“季康”。而楊絳先生稱呼父親“獻瑜學長”。他們之間有過一段大學的同窗之誼。更巧的是他們的生日相隔一天。父親是7月16日，楊絳先生是7月17日。楊絳先生和父親說：“你九十大壽之后，我才知道你的生日和我只差一天。不過年份不同，你庚戌，我辛亥。”
2010年父親過百歲生日，之前很早就收到了楊絳先生的賀卡：
好一尊老壽星。
多福、多壽、多子、多孫
一家人 和和順順無比溫馨。
今日壽星百歲生辰
料想賀客盈門
人人喜笑歡欣
我也一片至誠
祝賀您
萬福萬壽萬事如意稱心。
1928年，楊絳先生從蘇州振華女中，父親徐獻瑜從湖州海島中學，同時考入設在蘇州天賜莊的東吳大學。第一年入學的新生只分文理科。一年的學業修成，楊絳先生是文科第一名，父親是理科第一名。
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侵略軍占領了東北三省。國土淪喪、時局混亂，學潮風涌，東吳大學于此際停課。1932年2月下旬，楊絳先生和父親、沈福彭、孫令銜、周芬等五人結伴北上，來到北平燕京大學寄讀。
在吳學昭的《聽楊絳談往事》一書中，對這段行程有過記述：他們是坐火車到南京，由渡船擺渡過長江，改乘津浦路火車路上走了三天，到北平已經是2月27日。費孝通（父親的東吳大學、燕京大學雙重校友）接站，到燕京大學東門外一家飯館吃晚飯，飯后踏冰過未名湖，父親等三個男生住進未名湖北岸的男生宿舍備齋，楊絳先生與周芬住進了未名湖南畔的女生宿舍二院。
楊絳先生在6年前寫給我父親的一封信中感慨：“我們同到燕京借讀的五人，如今只剩你我兩個了。”
父親向我講過五人中的沈福彭先生。他和父親是湖州同鄉，中學時就曾一起結社，把湖州世界書局的新書幾乎都看遍了。他1932年畢業于燕京大學理學院化學系，1937年獲比利時布魯塞爾大學醫學博士學位，并留校任教。1939年，和在美國留學的父親同一年，他倆都放棄了國外優越的工作條件，返回祖國。沈福彭先生是山東大學醫學院的創始人之一，但1957年在其49歲年富力強的時候，被錯劃為“右派”，1979年錯案才得以徹底糾正。
楊絳先生和父親回憶更多的是五人中的孫令銜先生，他是錢鍾書先生的表弟，后來與楊絳先生的妹妹楊青結為夫妻，和我們家同住在燕東園多年。孫先生1934年獲燕京大學理學碩士學位。1937年獲美國康奈爾大學哲學博士學位。也是在1939年前后回國任教，是精細有機化工方面的專家。“文革”中不堪凌辱，自殺三次未遂，歷經折磨去世。楊絳先生和父親感嘆五人中他倆是幸存者。
我第一次見到錢鍾書伉儷
楊絳先生寫的書，父親每本必看。最早的《干校六記》，我就是從父親那里知道的。他和母親說：“季康寫的，一定要看，文筆太好了。”當時，我還沒有把“季康”和楊絳先生對上號。
楊絳先生的《洗澡》1988年先在香港、臺灣面世，1989年初三聯書店出了樣書。我那時已經是中國新聞社的一名記者了。楊絳先生是看在我父親老同學的面子上，打破了不接受記者采訪的慣例，讓我完成了對這本書的報道。
第一次見到錢鍾書伉儷的情景，我永遠難忘。
走進錢宅，只覺滿室書香。他們的客廳與書房合二而一了，主要空間都被書柜書桌占據著，兩張老式的單人沙發擠在一隅，權且待客。除了書柜，屋里必不可少的還有書桌。一橫一豎，兩張舊書桌，大的面西，是錢鍾書的；小的臨窗向南，是楊絳的。
“為什么一大一小不一樣呢？”我問。
“他的名氣大，當然用大的，我的名氣小，只好用小的！“楊絳回答。
錢鍾書馬上抗議：“這樣說好像我在搞大男子主義。是因為我的東西多！”
楊絳笑吟吟地改口：“對，對，他的來往信件比我多，需要用大書桌。”
我看到錢先生的案頭確實堆滿信札和文稿。他坐在桌旁，舉著毛筆告訴我：“每天要回數封信，都是叩頭道歉，謝絕來訪。”
兩位老人待客熱情，毫無架子。那天我落座不久，錢鍾書先生就很周到地提醒楊絳：“人家報道了你，讓你筆下揚名，筆下超生，該賄賂一下，送人一本《洗澡》呀！”楊絳先生趕忙快步走進里屋，取書、題字，然后交到我的手里：“這是我送的第一本書。”
聽兩位老人談話，妙語清言，議論風生，真是一種享受。尤其那逸興遄飛的淘氣話兒，時不時地似珠玉般涌出，令人忍俊不禁。他們的幽默與眾不同，有一股通達世情又超然物外的味道，使人仿佛置身于一個智慧世界里。
我告訴錢鍾書先生，不少人看過《干校六記》都覺得楊絳先生是一個非常可愛的人。錢先生在厚厚的眼鏡片里閃動著狡獪的目光：“可愛與否，要由她的老公來說。”
話題不知怎么轉到中西文化比較，那段時間正以此為時髦，許多人趕浪頭似地大談“比較”。
錢鍾書先生憎惡這種學風，他忿忿然起來：“有些人連中文、西文都不懂，談得上什么比較？戈培爾說過，有人和我談文化，我就拔出手槍來。現在要是有人和我談中西文化比較，如果我有手槍的話，我也一定拔出來！”
在一旁的楊絳先生，馬上伶俐地從書桌上的筆筒里抽出一把鋒利的裁紙刀，塞進他的手里：“沒有手槍，用這個也行。”
兩位年已耄耋的老人，思想和應答的機敏，竟如年輕人一般。
父母親從此和他們有了聯系。通過我的信互相傳遞著問候。
錢鍾書先生的簽名很獨特，三個字合一。他用毛筆寫，楊絳先生用鋼筆寫，一手娟秀、柔中有剛的小字。
1990年我的母親病逝。這以后，楊絳先生還時有信函問候父親，7月酷夏，她在信中說：“請問候你爸爸，天氣悶熱，希望他善自珍攝，你自己也保重.”。
兩位百歲老人的世紀友誼
1998年錢鍾書先生病逝。2003年楊絳先生出版了《我們仨》。
這本書剛一面世，父親就催著我們馬上買回來。這本書在他手里停留的時間很長，經常不忍卒讀，長長嘆氣。反復看完以后，他讓我們收起來，此后再也不去翻動。
2009年以后，楊絳先生和我父親開始通信往來，她給父親寄來幾張自己的照片，信中一一注明這是那一年拍攝的。其中1997年的一張照片，背后寫著幾行字：“1997年一月在三里河南沙溝寓所，錢鍾書在醫院里，1998年12月去世（北京醫院），女兒在西山腳下醫院里1997年3月去世。1996年11月我方知她病情。學校、醫院和女婿都一直瞞得緊騰騰，我以為她的病一定會好，到病危時方才告訴我，但我還是很鎮靜。”
父親反復看，喃喃自語：“季康啊，季康。”
2010年7月16日，父親百歲生日。
第二天，7月17日是楊絳先生的生日，父親特意打電話問候。兩位老人因耳朵都已不大靈光，沒有多談，但從父親的第一句問候：“季康，你好勿啦”兩人就開始用吳儂軟語交談。
三天以后，父親因肺炎高燒住院，三個月以后，10月23日父親病逝。所以，這是父親生前打過的最后一個電話。
父親去世后，我和楊絳先生通過幾次電話，一直想和妹妹們去看看她。她都以“見到你們會難過的”婉拒了。
她在電話中說：“1933年同到燕京大學借讀的5個人，只剩下我一個人了。”
如今，楊絳先生也走了。
（作者系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