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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文聯(lián)
來源：深圳市文聯(lián)
時間：2016-09-22
“深圳學人·南書房夜話”第42期日前在深圳圖書館南書房舉行，深圳作協(xié)新媒體中心副主任陳斯園、深圳職業(yè)技術(shù)學院人文學院副教授趙目珍，以及深圳市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所所長兼主持人張軍，圍繞主題“水滸作者探秘及主旨研究”，對《水滸傳》一書的作者之謎進行了歷史梳理和分析，并對該書主旨展開了深入探討。
《水滸傳》作者 一直是爭議話題
“近些年,《水滸傳》作者施耐庵又引起了文史界的廣泛關(guān)注，這是由江蘇省興化、大豐兩縣發(fā)現(xiàn)了一些有關(guān)施耐庵的文物資料引起的。”講座伊始，張軍首先對《水滸傳》作者之謎歷來的爭議做了簡單梳理。張軍介紹，“水滸”故事雖然流傳甚早,但《水滸傳》的刊行和廣泛流傳卻是始自明代嘉靖年間，早期幾種版本的署名又不一致，或署羅貫中，或署施耐庵，或并署施、羅二公。而此前并無任何記述施耐庵的文字，此后的文字也極簡略,且多臆斷之詞不足為據(jù)。故人們無從知道施耐庵是何時何地的何許人物，有人甚至懷疑實有其人。新中國成立后的幾部中國文學史、小說史，都有記述：游國恩等主編的《中國文學史》中說:“關(guān)于施耐庵，沒有什么可靠的歷史記載。”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中國文學史》中說:“施耐庵大約是和羅貫中同時的人。他的生平事跡不得而知。”
在張軍看來，撇開興化、大豐發(fā)現(xiàn)的材料，就《水滸傳》本身來考察：《水滸傳》應(yīng)該不是一位作者一時寫成的書，它的成書有一個漫長的過程。“作為一部情節(jié)連貫、人物性格統(tǒng)一的藝術(shù)整體，又應(yīng)該是有一個基本定型的主要完成者。”張軍指出，現(xiàn)存《水滸傳》的最早版本，大都是并署施耐庵、羅貫中二名，或題“施耐庵集撰，羅貫中纂修”，或題“施耐庵的本，羅貫中編次”。羅貫中是實有之人，有文獻可證，其年代、事跡是可以約略窺知的。其《三國志通俗演義》明署“晉平陽侯陳壽史傳，后學羅本貫中編次”，與《水滸傳》的署題格式相類。所以，我們沒有理由懷疑《水滸傳》的署題是后人隨意為之。高儒《百川書志》卷六:“《忠義水滸傳》一百卷。錢塘施耐庵的本，羅貫中編次。”清初周亮工《因樹屋書影》卷四也說:“《水滸傳》相傳為洪武初越人羅貫中作，又傳為元人施耐庵作。”
張軍認為，《水滸傳》寫宋代的故事，在地名、職官名、人事稱謂等許多方面，大都符合宋代社會的實際。雜用元代事語的情況并不多，明代的事語就更是個別的了。“要知道，古人寫話本小說，是不懂什么歷史主義的，不會像現(xiàn)代作家寫歷史小說那樣，懂得要力求符合歷史實際，要查閱大量的歷史資料。所以，《水滸傳》的這種情況，與其說是表明作者歷史知識豐富，而又力求在寫作中忠實于歷史，倒不如說是表明作者生活的時代去‘故宋’尚不甚久遠，他一方面借助舊的話本，如《大宋宣和遺事》；一方面通過故老傳聞，對宋代的名物制度、社會習尚比較熟悉，從而寫來極少誤差，避免出現(xiàn)《金瓶梅》中那種宋朝人做明朝官的錯亂。再加上《水滸傳》的基本語言，如現(xiàn)代的一些學者所論證的，和元人雜劇的語言非常近似。那么，謂其祖本成書的年代，也就是其作者生活的年代，當為元代，至遲不晚于元末。”
《水滸傳》99%都是虛構(gòu)
陳斯園對《水滸傳》頗有研究心得。在他看來，《水滸傳》作者肯定是存在的。首先“水滸”故事涉及眾多百姓人物，“水滸”故事多可以獨立成篇，譬如武松打虎，后來又演繹出很多其他故事，再傳承一個長故事，即是“武十回”“魯十回”“盧俊義”等,這幾大板塊結(jié)合到一塊，就形成了一個幾十回的《水滸傳》古本。“《三國演義》是七分真實，三分虛構(gòu)，但《水滸傳》99%都是虛構(gòu)的。宋江這個人在歷史上是存在的，但當時的群體規(guī)模只是千人‘飛虎隊’，后來在小說中變成20萬，把遼國滅了，宋江能滅遼國嗎？不可能的，但是我們從中可以看到人民群眾在創(chuàng)作這個故事時，有它鮮明的正義性，譬如武松打虎，除暴安良；斗殺西門慶，也是除暴安良。”
至于作者的傳承，陳斯園講到，宋末元初，一部兩萬多字的《大宋宣和遺事》就有相當規(guī)模，是以宋江為主題，基本上和《水滸傳》目前的架構(gòu)差不多，初具雛形，也就是說《水滸傳》開始萌芽。之后又經(jīng)過了100多年，期間又有元雜劇中水滸戲的誕生，如山東高文秀一個人寫了9部水滸戲（雜劇）。“所以，我們目前看到的《水滸傳》并不是某一作者寫的，而是很多原先都已寫好，后來作者做了一個組合。元雜劇與小說話本的結(jié)合就會形成一個幾十萬字的單行本，即金圣嘆所說的古本。”
《水滸傳》主題闡釋
有二三十種
此外，談及《水滸傳》的主旨思想，趙目珍認為，每一種對《水滸傳》主題的闡釋都有它的時代背景，包括農(nóng)民起義說等觀點。他介紹，“忠義說”最早由明代的李贄提出。李贄當時的理解是，按照中國傳統(tǒng)的觀點，大家都認為應(yīng)該是“小德服從大德”，“小賢服從大賢”，但《水滸傳》里所描寫的恰恰是相反的。宋江等這些英雄人物都被逼上梁山，正好是把“小德服從大德”“小賢服從大賢”的秩序給顛倒過來。因為所處社會跟理想中的社會秩序相反，社會比較黑暗，好人只能是被逼上梁山，故李贄認為《水滸傳》里的英雄人物都是大賢人，都是有情有義之人。當然，像宋江后來又帶領(lǐng)這些英雄人物歸順朝廷，這其實又是一個“忠”。尤其宋江是“忠義”的典型代表，是“忠義之烈”。另一方面，代表統(tǒng)治階級權(quán)利話語的，也就是那些所謂正統(tǒng)的知識分子的觀點，即是“誨盜說”。持該觀點的人認為，如果大家都去看《水滸傳》這部書，就會把天底下的好人都教壞。“《水滸傳》里描寫的梁山泊實際上有點理想國的味道，‘梁山泊’實際是個烏托邦，什么大秤分金銀、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實際是一個理想社會。”此外，趙目珍還介紹了“投降說”“市民說”“忠奸斗爭說”等觀點。
“當然，對于《水滸傳》的主題還有很多觀點，比如‘豪俠說’、‘游民說’、‘人才說’、‘諷諫說’、‘反貪說’等，從某一個角度來談也都能成立。據(jù)統(tǒng)計，到現(xiàn)在為止，對于《水滸傳》主題的闡釋已有二三十種之多。” 趙目珍坦言，他個人比較傾向于對《水滸傳》的多元解讀。“有人認為這是一種沒有主見的觀點。我覺得不是這樣。我們不能完全認為哪一種觀點是絕對正確的，或者說是能夠長久占據(jù)主導地位的，同時也不能排斥其他觀點的正確與合理性，因為你不能百分之百地確定它們就完全站不住腳。其實，對《水滸傳》的主題解讀越多越豐富，就越能證明這部小說的價值。《水滸傳》作為中國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它應(yīng)該具有經(jīng)典性。那么，什么是經(jīng)典？我覺得‘經(jīng)典’所應(yīng)該具備的要素之一就是具有無限闡釋的可能”，趙目珍說。
（深圳商報記者 魏沛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