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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深圳市文聯
時間：2016-09-23
◎ 深圳特區報駐滬記者 匡 彧 文/圖
因為出色翻譯了法國著名思想家、文學家西蒙·波伏瓦的代表作《第二性》，鄭克魯獲得了2012年傅雷翻譯出版獎，其實，這個獎更是對鄭克魯半生翻譯工作的褒獎。喜愛法國文學的人都對鄭譯本《悲慘世界》、《茶花女》、《基督山伯爵》耳熟能詳。但只把鄭克魯定位于翻譯家，顯然極失偏頗。在法國文學翻譯家光環的背后，被遮掩的還有其在理論研究和行政管理方面同樣出眾的成績——現時國內大學的中文系，鄭克魯主編的《外國文學史》是學生們普遍使用的教材；而他在上海師范大學出任中文系主任時一手打造的“比較文學和世界文學”專業，至今還是國內同類專業中的佼佼者。
采寫這樣一位建樹廣泛的學者顯然價值非常。請求采訪的電郵發出半小時后，我就收到了老先生的回復。他爽快地答應了！并認真地在郵件中告訴我幾種聯系方式、詳細的采訪時間和地點。來回幾次確認后，我深深被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熟練掌握現代通訊工具的能力所折服。我也忽然洞明，為何年事愈高，他越發彌堅，上乘譯作頻出不斷。
退而求其次的法語，不務正業的翻譯
問：在我國，法語算不上普及流行的外語，當年求學時，您為何會選中它作為自己的專業呢？
鄭克魯：我中學時就愛看書，周圍的同學都愛理工科，就我喜好文科，好在家里也不干涉。其實，我那時最愛俄國文學，其次才是法國文學，但1957年報考大學時，正趕上中蘇關系破裂，大學俄語專業都不招生了，我只得退而求其次，上了北大西語系法語專業，因緣際會開始學習這門語言。
問：大學時期您就開始研究法國文學了？
鄭克魯：我喜歡寫東西，小學時寫議論文就得過第一名。上大學時，理論思維就在同齡人中顯露出來。我那時就寫出了比較《紅與黑》小說與電影不同的評論文章，發表在電影雜志上。后來考上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的研究生。那個年代，研究生稀少，簡直是鳳毛麟角。1965年我畢業，之后“文革”開始。我在“文革”前完成學業，打下的基礎很扎實。
問：那您是怎樣走上翻譯之路的呢？
鄭克魯：這完全是個人愛好使然。我畢業后在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工作。在那里，研究才是主業，翻譯被領導認為是不務正業。但我總想利用自己的外語優勢翻譯一些優秀的外國作品。一來是研究性的論文發表在期刊上，讀者都是圈內人，受眾寥寥，而精彩地翻譯出一本書，它的流傳會影響更多的人。二來是感到經典的東西越來越少，你不譯就沒得譯了。
問：隨后您就翻譯出了巴爾扎克的《長壽藥水》，并一炮打響？
鄭克魯：是。它當時發表在《世界文學》上，反響很好。我是“文革”后冒出的“新人”，沒名氣，出版社對我也不了解。我當時想和朋友一起翻譯喬治·桑的《康素愛蘿》，原書有70萬字，出版社也心里沒底兒，讓我先試譯一萬字，如果譯得好就繼續。我交出譯稿后，他們很滿意。編輯來找我，發現我才40歲出頭都很吃驚。他們看我文筆老到熟練，還以為我是個老頭呢。
獨到的翻譯語言，別有用心地與眾不同
問：一本經典的外國文學作品，常有不同的譯本，您的譯本著力點在哪里？
鄭克魯：還是語言。我一直刻意在語言上下功夫。我的譯本文字都很簡潔流暢，沒有廢話，不啰嗦。但重簡潔的同時我更重文采。你翻譯時，不能第一頁譯了“漂亮”，第二頁就說“美麗”，這樣詞匯太貧乏，干巴巴的。比如在譯《巴黎圣母院》時，文中寫路易十一病得快死了，“行將就木”這樣的詞大家都用過了，我就琢磨怎么譯才能不一樣。后來我用了“病勢尪羸”，讀者即便不認識“尪羸”兩個字，也能從這個四個字的組合上明白是形容人病得很重。
問：不擔心讀者覺得晦澀難懂嗎？
鄭克魯：一本幾十萬字的書，用幾個較生僻的古典詞匯是不影響閱讀的。相反，讀者通過查字典學習認識了它們，也是自身的提高進步。而且，中國古典詞匯非常之美，傳情達意更貼切，《茶花女》中描寫男女主人公愛意綿綿，我特別用了“鳒鰈情深”這個詞，從字面就能感覺到美。當然，這樣的詞匯也不能用得太多，多了就有掉書袋之嫌了。
問：您最滿意自己哪部譯作呢？
鄭克魯：《悲慘世界》、《茶花女》還算滿意。其實每本書都很難達到譯得完美，再翻再看，都還是有可以修改的地方。
問：這本《第二性》是不是非常難翻譯？
鄭克魯：這是本理論書，作者思想精辟，知識面寬廣，論述也非常全面完整。翻譯過程中的難點是對長句子的處理。理解這些長句子，并用淺白的中文表述出來很難。我花了兩年時間譯出來。波伏瓦的這本書是優秀作品，是可以流傳下去的經典。
問：您也覺得詩歌最難譯嗎？
鄭克魯：是的，詩歌最難譯。詩歌講究押韻，譯者為了尋求押韻，要費很多功夫，但這又常會吃力不討好。戲劇也難譯，因為不論譯得多好，當它在舞臺上演出時，還是要順應場景和表演來改動。原譯本很難照搬到舞臺上。
有選擇地重譯，挖掘被遺落的經典
問：您對經典重譯怎么看？
鄭克魯：這首先是市場有這個需求，非經典書賣不動，出版社當然不會出。再有就是時代在發展，語言也在發展。你遵循原著還用十五世紀的語言譯，那就沒人看了。讀者看翻譯作品要看得懂、看得愉快。傅雷先生上世紀40年代的譯作就比30年代的好，那時他的語言變了，譯的《約翰·克利斯朵夫》、《高老頭》就很受歡迎。所以，用當代有文采的語言重譯經典是有必要的。
問：您最想重譯哪些經典？
鄭克魯：我六七十歲后就覺得時間太寶貴了，不能瞎譯了，要把精力放在真正的經典上。我現在想把雨果的《笑面人》和《海上勞工》重譯，這樣雨果的重要作品我就都譯完了。如果有時間，我還想把過去遺漏的東西撿起來，比如中世紀的騎士文學，這部分因為在市場沒銷路，所以沒人碰，但作為文化積累它有自己的價值。
問：出于文化積累的考慮，您也會譯不那么一流的作品？
鄭克魯：是的。二三流的作品也可以譯，它們的文化價值在于自己是另一類作品，具有豐富性和多樣性。
問：您好像非常善于發掘推介作家作品身上的這種多面性，比如莫泊桑、梅里美。
鄭克魯：我們過去介紹一個作家和他的作品，愛用一種標簽定義。說莫泊桑，就只關注他的現實主義作品。其實，他還是一位浪漫主義作家。他被公認的兩篇代表作一個是《羊脂球》，另一個是《奧爾拉》?！秺W爾拉》就是一篇怪誕小說。法國人都知道這兩篇，我們最熟悉的《項鏈》，法國人反倒不太清楚。梅里美的《伊爾的維納斯銅像》也是怪誕小說，比《卡門》寫得更好，我們的讀者卻知之甚少。我把這些作品翻譯過來，大家就會知道怪誕小說從十九世紀初就開始出現了，這些大作家也都是寫這類小說的高手。
鄭克魯，1939年出生。上海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早年在北京大學西語系攻讀法語，后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攻讀研究生，畢業后留在外文所工作。20世紀80年代中期在武漢大學法語系任系主任并兼法國問題研究所所長，1987年調至上海師范大學工作。是在翻譯、教學和研究三大領域同時取得不凡成就的為數不多的翻譯家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