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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深圳市文聯
時間：2016-11-25
楊爭光： 中國的詩歌與音樂 一直有保持緊密聯系的傳統
◎ 深圳特區報記者 尹春芳
音樂和詩歌之間自古以來存在很深厚的關聯。本屆詩歌人間的主題恰恰是： “詩·歌重逢”，強調了詩歌與音樂之間的聯系。圍繞著這一主題，記者采訪了著名小說家、詩人楊爭光。他肯定了中國詩歌與音樂一直保持著緊密聯系的傳統。他認為，中國詩歌最早是唱出來的，歌是離不開歌詞的。后來是詩作為一門獨立的藝術有了自己的屬性，但依然留下了很多音樂的特性。
“伴隨著四言詩、五言詩、七言詩的發展，詩歌一直與音樂保持著緊密的關系。詩都是能唱的。比如，《詩經》就是一本民間唱詞匯編；漢樂府詩到宋詞詞牌、元曲都可以唱出來，以音樂的方式得以表達、傳誦。到了五四之后，新詩出現，詩歌與音樂徹底分開，但詩歌與音樂仍保持在韻動、旋律的內在關聯，”楊爭光說。
今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一個世界級的民謠歌手鮑勃·迪倫。有人認為，此舉是這一世界級的文學大獎對詩歌的致敬。鮑勃·迪倫用音樂的表達重新定義詩歌。在楊爭光看來，歌詞也一直是文學性的文學，從未脫離這一范疇。他并不意外，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一位多面手鮑勃·迪倫，“他的獲獎也讓詩歌的歌唱性及音樂性再次引起深切關注。”
當然鮑勃·迪倫獲獎也引起了一些爭議。對此楊爭光認為任何獎項都值得重視，但也不能較真，畢竟文無第一，武無第二。“諾貝爾文學獎有公正性與權威性，把這個獎頒給了鮑勃·迪倫，完全是可以理解的。這是一個文學性的事件，不管是認可也好，反對也罷，都說明大家仍然在關注這一領域，這個獎實際上是頒給文學的。”
小海：
詩歌與音樂曾經有
一張共同的出生證
◎ 深圳特區報記者 尹春芳
歌詩同源的關系讓詩與音樂彼此成就了對方。此次受邀的詩人小海談到此次詩歌人間的主題——詩歌與音樂的關系就打開了話匣子。在小海看來，詩·歌重逢是個很好的話題。重逢有老友再次相遇的意思。
“詩歌與音樂曾經有一張共同的出生證，東西方都一樣”，小海說。在當代，如果一個人多才多藝，集詩人與歌者于一身，則類似于激活了這一古老傳統。
他談到，今年瑞典文學院的一幫老人們，出人意料地將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一位似乎永遠屬于上世紀六十年代的“年青”詩人與歌手鮑勃·迪倫，可謂目光獨特。“垮掉一代”的旗手、詩人艾倫·金斯伯格早已這樣評價鮑勃·迪倫：“他的作品幫我們恢復了音樂與詩之間至關重要的聯系”。諾貝爾獎評委會給出的頒獎理由是：“鮑勃·迪倫在偉大的美式歌謠的傳統下，創造出全新的詩歌意境。”這是一次詩與歌跨界密切關聯的明證，也堪稱是詩歌史與音樂史上的一個傳奇，收獲了來自詩歌與音樂兩個領域人士的艷羨與贊譽。恐怕這在諾獎歷史上也是極少見的，尤其顯得珍貴。這是奇葩中的奇跡，猶如蘋果樹上結出了天然鮮美的桃子。
在重溫迪倫經典老歌的時候，也想起了另一位西方戲劇家、詩人洛爾迦。他寫過許多謠曲、深歌，比如《深歌集》、《最初的歌集》、《歌集》、《吉普賽人謠曲集》，他的詩在安達露西亞、在西班牙大地被廣泛傳唱。他的詩同民間歌謠創造性結合，幾乎開創了一種吟唱的新詩體。他認為，坦率地講，鮑勃·迪倫還無法和洛爾迦的詩歌成就相比。因為洛爾迦的詩歌中有人類最悠遠、最深沉的嗓音，傳達出靈魂復蘇的聲音（音樂性）。
此次小海帶來了自己的詩作。談及如何解讀的話題，小海也有點犯難。他覺得交給讀者也許更好。“如果讀者閱讀了我的詩歌后發現，詩人所要表達的意思正好被他品讀出來了，也捕捉到了，那么，恭喜，讀者無疑堪稱詩人的知音。而有的讀者說，我和詩人的感受是不一樣的，就是說詩人自己甚至都沒有覺察到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被他讀出來了，那么，我想說，這位讀者已經參與到了詩人的創造性勞動中，你是和詩人共同‘創作’并完成著他的詩歌。讀者就體驗了一次有趣精神之旅，也是一次有意味的美學歷險。”
高銀：
讓我們通過詩歌
彼此走得更近
◎ 深圳特區報記者 楊媚
被稱為“韓國李白”的韓國詩人高銀，今年已經83歲。他出生在朝鮮半島被日本殖民統治時期，16歲時因為在路邊撿到一本詩集而開始詩歌創作。他一生經歷戰爭、死亡、病痛、出家等諸多坎坷，由此催生了他最為人稱道的《萬人譜》巨制（30卷）。有人說，閱讀他的詩歌，就像是閱讀一個國家的起承轉合，閱讀一個民族的興衰哀歡。
因為從小在私塾習識漢字，高銀深諳中國傳統文化，至今還經常吟誦蘇東坡的“一慟送余傷”。說起屈原、李白、杜甫，高銀都娓娓道來。“母語是我的血脈，而漢字也始終與之并駕齊驅。漢字賜予我無限靈感，漢字所蘊藏的意韻是我詩歌的又一個源頭。韓國的古典,追根溯源往往會與中國古典相接相連。中國古代詩歌、近代文學等等，對我們而言全無違和感。”
高銀甚至用了“不論黑貓白貓、能抓到老鼠就是好貓”來比喻如今這個詩歌多元繁榮的時代。“中韓兩國在現當代史上的疏離，讓我對中國當代詩歌的了解十分有限。值得慶幸的是，如今兩國迎來了雙向交流的時代，兩國詩人有機會親身感受彼此的當代詩歌。我們才剛邁上了第一個臺階，讓我們通過當代詩歌彼此走得更近些。”
這次高銀不遠千里從韓國首次來深參加“詩歌人間”活動。“深圳，是當代中國崛起的出發點，僅來一回遠為不夠，要多次前來體會。世上任何地方，我們都應盡量多次踏訪，而非匆匆走一回。鄰國的一云游者向各位致以親切問候。”
金丹實：
詩歌是宇宙的鄉愁
◎ 深圳特區報記者 孟 迷
近些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大熱名單里總有一位韓國詩人的名字——高銀。自上世紀80年代起，高銀便在西方國家享有很高的知名度，但中國大眾卻對其人其詩后知后覺。直到2011年起，詩歌翻譯家金丹實將高銀的詩作系統地譯介至中國。
“由于歷史的原因，過去一百年中國和韓國的文學發展存在‘時間差’，直到上世紀90年代兩國才逐漸開始大范圍的文化交流。”金丹實說，“中國嚴肅文學頻頻被引介至韓國，但韓國輸入中國的則大多都是流行文化。”高銀的詩自然不在其列。
在翻譯高銀之前，金丹實一直從事日文編輯與翻譯工作。但其實出身朝鮮族的她對于韓語精通，父親是朝鮮族民族詩人，從小給了她非常好的文學熏陶——她無疑是翻譯高銀詩作的最佳人選之一。
2011年起，金丹實受安妮寶貝主編雜志《大方》之邀，開始翻譯高銀的詩歌特輯，并得到了對于詩歌譯作要求非常高的高銀及韓國學院派的認可。后來，金丹實譯出的20多首詩又來以“高銀小集”的形式刊發在《世界文學》上。2016年1月，由金丹實翻譯的高銀首部中文自選詩集《春天得以安葬》由新星出版社出版。
本次詩歌人間主題為“詩·歌重逢”，金丹實表示，高銀與這個主題再合適不過，他的詩歌曾在韓國多次被改編成歌曲，并為廣泛傳誦。“他本人朗誦自己的詩歌時也像在唱歌一樣，充滿激情，長短錯落，打在觀眾的心上。”金丹實說，唱詩能夠讓詩歌更加走進大眾，而這也是高銀所期待的，“他喜歡走入人群、走向廣場，詩歌不應該是藏于密室的自我表達。”
通曉東亞三國語言及文化的金丹實，還從翻譯中日韓的詩歌中看到了很多的文學與思想的共性。“詩歌是人類共通的語言，甚至是整個宇宙的鄉愁。”
于堅
于堅：
新詩回歸日常生活狀態
◎ 深圳特區報記者 楊 媚
“百年新詩未辜負漢語，它使漢語在現代荒原上打下根基。”對于中國新詩走過的百年歷程，第三代詩歌的標志性人物于堅這樣說。
于堅把新詩劃為三個階段：“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是漢語的救亡時期。四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末，詩歌凸顯工具性。八十年代中期，從第三代詩開始，新詩回到了根本，回到了漢語的古老本性，回歸了日常生活狀態，那是一種‘鹽巴’的狀態：鹽巴是沒有國界的，每個人都要吃鹽，我的詩歌就是在書寫鹽巴。”
在他看來，百年以后的中國當代詩歌，“其實早已不是某些抒情詩選本中展示的那種風花雪月、無病呻吟、不值得嚴肅讀者認真的形象。當代新詩早就超越了三十年代新詩、朦朧詩的那種青春迷狂式的小資產階級抒情。”
于堅說，現代化最恐怖的就是把全世界的地方統一成一個標準化的小區，完全喪失地方性知識、喪失方言、特點和細節。“今日世界在物質生活上差距越來越小，高速公路、摩天大樓、方向盤、按鈕……全世界都一樣。但只有詩永遠守護著人類靈魂的黑暗大陸、守護著不可在經濟層面溝通的地帶，它恰恰是民族作為獨一無二的文明得以確立的東西。”
“新詩重建著漢語的豐裕、中正、樸素、安靜。最重要的跡象是，新詩在走向深厚。百年以后的今天，新詩因徹底孤獨而充滿了希望——這是新詩出現那種完整的詩人、神的詩人的時代。”
張執浩：
聲音感+畫面感
共同構成一首好詩
◎ 深圳特區報記者 楊 媚
很多人稱居住在武漢的張執浩為“本色詩人”，皆因他擅長從日常生活中發現詩意。他對自己寫作的要求是“目擊成詩”，認為詩歌存在于我們日常瑣碎中。
“‘目擊成詩’是我在重讀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杜甫的詩歌后提煉出來的一種想法。在我看來，詩歌永恒的意義就在于它能夠反復擦亮我們塵垢彌漫的生活，如果詩人沒有這種語言的擦拭能力，他的寫作基本上就是無效的。而有效的寫作應該是永葆好奇之心，且能傳遞日常生活的新奇之美的寫作。”比如這次張執浩帶來的朗誦篇目《天太涼了有點冷》，就是在今年初夏寫的。“今夏的武漢涼意陣陣，令我想起早年生活的很多場景，于是便有了這樣一首情趣盎然的小詩。”
這次，深圳音樂人還會把這首節律舒緩、畫面感很強的詩作改編成歌曲演唱。對于詩歌和音樂的關系，張執浩認為，好詩應該由聲音感和畫面感共同構成。“唯有如此，平面的語言詞匯才能夠產生出立體的、能給我們聽覺和視覺帶來雙重沖擊和享受的效果。‘喚醒’和‘復活’，一直是我強調的詩歌力量。現當代詩歌有別于古體格律詩詞的地方在于，我們更注重思辨性，往往忽略了傳統詩詞的另外一種功能，即趣味性。重新賦予我們的詩歌以趣味性，就是要重視語言的聲音感和畫面感，激活語言重塑我們生活的力量。”
不過，音樂性只是張執浩所說的“聲音感”的一部分，有些“聲音”音樂也無法傳遞。當代詩與流行音樂如今走得很近，“我倒不怕這樣做會降低詩歌的品格，我怕的是有些詩人為了迎合這樣的效果，而自動放棄詩歌寫作的獨立性，畢竟詩與歌早已分家了。”
張執浩不僅是詩人，還是《漢詩》的執行主編，對于新詩百年這個話題，他認為，讓詩歌回到了語言本身就已經是一件了不起的功業，詩人們在達成這一共識的基礎上，各自挖掘自身的潛能，讓當代詩出現了逐步走向繁榮的氣象。“大詩人已經在當代出現，當然得留給時間來加以指認。”
呂德安
呂德安：
彰顯漢語的音樂性
◎ 深圳特區報記者 王 樽
呂德安不僅以詩聞名，更因曾旅居美國以畫謀生，參與戲劇和美術等多種藝術實踐而被譽為“詩壇多面手”和“跨界藝術家”。
談及詩歌與繪畫的創作，他坦承：近年來雖然主要從事繪畫藝術創作，但詩心未變。“詩意的表達仍舊是我的藝術工作上的自我認知和總體價值取向。或者詩寫得少了，但內心卻是充盈的，我常常能感受到‘詩畫同源’，指的是事物的某種終極狀態或某種語言的存在感。”他以自己的詩作《彎曲的樹枝》為例來說明這種感覺，“這首詩對我來說寫得很具體，但它指涉到一個普遍的情感或精神向度；詩可以是時代的，落地的或傳達著個人信息，但是當它同時指向更高的一種現實，我希望它還是能為讀者提供當下的存在感。”
在此次的“詩歌人間”原創詩歌音樂會上，《彎曲的樹枝》將會以歌曲的形式演唱。呂德安表示，很高興自己的詩能在紀念新詩誕生百年的活動中被譜成歌曲。他說，“詩在對語言的回歸時，提升著我們重新說話或歌唱的能力。歌曲也許會部分地省略詩作的內在音調，但它的演繹也是一種對自身的挑戰。寫詩以來，我一直非常注重詩歌的抒情性或音樂性，在我看來，它就像一條命脈始終貫穿著我的不同時期的寫作趣向。”
呂德安認為：彰顯漢語的音樂性，是中國新詩近百年歷代詩家所致力的，但它也是新詩最令人操心的問題。而且它不僅僅關乎每個詩人對音樂的理解水平，也聯系到它的另一個源頭：詩經，楚辭。“新詩已經形成了自己的一個世紀的傳統，但這個源頭仍在考驗著一代代詩人的聽力。為此，我相信這正是這次詩歌人間活動所提倡的詩和音樂命題的意義所在。”
被問及對此次諾貝爾文學獎授予歌手鮑勃·迪倫的感想，呂德安說：“如果說詩畫同源，詩音也必同源——這一點，我相信鮑勃·迪倫也是這么想的——如果讓我談論這樣一個偉大歌手。”
春樹：
現代詩的
核心精神是自由
◎ 深圳特區報記者 劉莎莎
張愛玲說，出名要趁早。1983年出生的春樹就屬于張愛玲口中的少年得志。她17歲自高中輟學，在同齡人還在搖頭晃腦為了高考掙扎在題海里的時候，她就開始自由寫作，并在2002年出版了自傳體小說《北京娃娃》，一舉成名。這一年她才19歲。
2004年，她登上了美國《時代》周刊亞洲版的封面，與韓寒、曾經的黑客滿舟、搖滾樂手李揚4人被認為是“中國80年代后的代表”。
今年是新詩百年，在春樹看來，“現代詩的核心精神是自由，是日常感，還有準確寫出當下的荒謬性。還是自由吧，不受形式束縛的自由。”
她自述自己天生是具有詩意的人，“我天生愛幻想，愛浪漫，文字里的世界帶給我想象力。青春期的時候，我和外班的女同學經常互相寫信，我們還一起相約賞月，賞月就需要吟詩嘛，那時候就只能背唐詩，我還自己寫過一兩首抒情作品，很不成熟，這是我最初的寫詩原因吧，就是有情想抒，想和朋友一起享受美景和友情。”
春樹至今都記得她第一次寫詩的情景：“初一或者初二的時候吧，就是為了和朋友一起賞月寫的。”中國是一個詩的國度，春樹表示自從她在海外學習之后，她更深刻的感受到，“我愛中國，因為我愛漢語，我愛我們的歷史和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