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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深圳市文聯
時間：2019-10-25
核心閱讀
深圳有份特別的文學周刊。作者來源廣泛，有務工者、白領、市民；內容貼近生活，是業余文學愛好者們抒發情感與溫暖自我的平臺。十一年如一日，這份周刊持續不斷地做著這件有意義的事，背后承載著生活的美、城市的精神與文學的夢想。
“今年2月，我們改名為《寶安文學》啦。”一見面，寶安日報社總編輯李高峰就高興地介紹，改掉此前《打工文學》的名稱，源于作者和讀者的心聲與期盼，也是城市與文學發展到一定階段的需要。
《寶安文學》的前身，是在深圳以及珠三角有廣泛影響力的《打工文學》周刊。這份隨寶安日報發行的文學周刊，十一年如一日，每周24個版，專供普通市民、進城務工人員、業余作家及文學愛好者自由投稿，成為深圳文化一張獨特的名片。
“雖然改名了，但載體沒有變。”作家唐詩說，就像一個孩子，出生時有個乳名，上小學再取個名字，但還是這個小孩。它服務的還是最普通、最基層的老百姓。
寫作是愛好，也是改變生活的途徑
如果再追溯《寶安文學》的歷史，那得到21世紀初。“那時，寶安區有份《大鵬灣》文學雜志，沒有刊號。2008年，寶安區支持該區文聯與寶安日報合辦一份報紙周刊，《打工文學》應運而生。”寶安日報編委、冰心散文獎獲得者王國華介紹。
也是在那個時候，《長篇小說選刊》編輯、作家徐東，從北京來到深圳，加盟周刊擔任主編，一干就是11年。“當編輯，每天頭暈眼花的。”徐東笑著說，但是看著眾多基層業余寫作者從這里走向更大的文學舞臺，還是很有成就感。
老家在湖南的唐詩，到深圳后在工廠上過班、做過個體戶、帶著孩子住在出租屋，生活一度比較艱難，靠著偶爾給各種刊物投稿的稿費補貼家用。“我試著投了稿，沒想到很快就收到了徐東老師的回信。”唐詩感動地說，“他在信中鼓勵了我，很驚喜，很意外。”
處女作發表的鼓勵，使她開啟了持續寫作的生涯。“早年，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來源就是周刊的稿費。”她說，因為自己是外地戶口，落戶積分沒攢夠，女兒無法上公立小學，“我后來得益于發表在周刊上的作品，小有名氣，最終孩子以特殊人才子女的身份，解決了上學的問題。”
同樣因為周刊改變命運的，還有80后作家陳再見。高中輟學后，他從老家廣東陸豐來深圳打工。“工廠的生活充滿不確定性，缺乏安全感，讓我覺得有些郁悶。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但我當時唯一的本事就是能寫點東西。”陳再見說，憑當時的實力，想在專業文學刊物發表文章很難。而周刊恰恰提供了適合初學者的平臺，緣分就這么結下了。
蕭相風、曾楚橋、唐詩、阿北、李江波……一批基層業余寫作者，從這家區級“小報”走出，成為在全省、全國有知名度的作家。“有四五十人，他們都取得了很好的文學成就，也切實改變了自己的命運。”王國華說。
是抒發與溫暖自我的平臺，也是成長的舞臺
“我們一如既往地熱愛生活／隨遇而安／多年后我們在這里留下的可能只是出租房屋墻壁上／用圓珠筆寫的一個過期手機號碼。”“我還是去福田保稅區吧／約客戶聊項目，喝酒／也許會接到一個大單／逆轉我的氣場／重溫她久違的笑容”……
隨手翻開周刊，不乏直白真切的詩歌。這份文學周刊成了眾多務工者、白領、市民等文學愛好者抒發與溫暖自我的平臺。
“畢竟很多人成不了作家，也沒想以寫作為生，只是希望豐富自己的精神生活，有自我的追求。”王國華說，“有些人年輕時有過對文學的愛好，如今事業有成，就想重新撿起來，成為我們作者隊伍中的重要一員。”
李敏，寶安區圖書館副館長。早年，她也是給周刊投稿的文學愛好者，“當時不太好意思讓身邊的人知道。喜歡寫一些生活的感悟，覺得格局太小。”
周刊每年都會邀請作者開創作分享會。2014年她參加了一次，看到很多有相同愛好和經歷的人，感覺很開心，就像到了大家庭。“深圳人都來自五湖四海，希望一起進步，一起變好。而這里正是一個陽光上進、分享交流的好平臺。此后，我也不再瞞著寫作的事了。”李敏說。
“在名家稿、熟人稿日益盛行的今天，周刊一直像呵護嫩苗一樣，給予基層作者莫大的鼓勵和愛護。在這些作者中，有流水線工人，有保安，有司機，有快遞小哥，有洗碗工……”文學愛好者魏強說。
草根評論家謝端平則說：“寶安區有2000多名作家、文學愛好者，周刊為他們搭建了重要的展現平臺。”
文學為人們帶來歸屬感，也為城市傳遞文化氛圍
更名后的《寶安文學》，作者的來源更為廣泛，不再限于工廠，而是立足寶安、面向深圳、輻射大灣區，成為涵蓋各種職業作者的大眾文學平臺，更好地體現著這個城市的文化溫度與廣度。
劉柳彬，深圳市寶安區新安街道社區工作人員。平時，她所在的社區經常舉辦讀書會，參加的人許多就是周刊的作者。
社區里還有一些初到深圳的打工者，人生地不熟。周刊反映了在深圳最普通、最平民化的生活，和這些人的境遇類似。“我們宣傳，他們閱讀，可以產生一種共鳴，讓他們可以在精神上得到慰藉，產生歸屬感，可以更好更快地融入深圳。同時，也讓社區的文化氛圍更加濃郁，一些人也會嘗試寫作。”劉柳彬說。
周刊非常注重群眾性，經常到學校、社區、工廠送書和辦講座，開辦學校的文學專輯、特定群體作家的小輯，讓文學的能量盡可能地散發到每個角落，實現文學與城市的相融。“城市如果沒有文學，就像一個人有了錢卻沒有文化一樣。”陳再見說，特別是深圳這座城市，人們需要這樣的關懷。
李敏也認為，深圳很年輕，人居于其中，有時容易茫然。“我剛到深圳時，看到高樓大廈，會感到不知所措。但文學可以讓人心安定，不至于迷失于物質。這種影響一層一層浸染，一點一點沉淀，最終會析出傳統的美德與值得謳歌的部分，這些也會反哺這座城市。”
許多文學愛好者，都有著共同的心路歷程：最開始來深圳，是為了生存；但因為文學，懂得了生活；因為周刊，彼此交流發現生活的美。
茅盾文學獎獲得者、作家徐則臣也表示，從《打工文學》到《寶安文學》，寶安日報文學周刊一直保持著人民情懷，并逐步從打工文學走向更廣義的都市文學。這是深圳新時代文學所需要的。他們的付出、努力與成績，都令人印象深刻。
王國華和徐東的心中，有一個夢想：北京有《當代》《十月》，上海有《收獲》，廣州有《花城》，4個一線城市，只有深圳缺少能與其經濟地位相匹配的文學報刊，而這正是他們努力的方向。
為了這份生活的美、城市的精神與文學的夢想，深圳市寶安區委區政府每年都堅持支持寶安日報。“這份周刊不搞經營。我們每年稿費支出80多萬元，報社為之付出的印刷、人員等運營成本在400萬—500萬元。”李高峰說，“但是，我們一直覺得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特別是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與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雙區’驅動時代背景下。我們將一如既往做點力所能及的工作。”
